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1）

        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有一位武术界传奇英雄人物，精武体育会的创办人之一，中华精武文化的奠基者，那就是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威震中外的“迷踪艺”大师，人称“津门大侠”“霍大力士”的霍元甲。他武艺超群，一身正气，侠肝义胆，执仗正义，惩恶扬善，济世救人，满怀爱国热情，抱着为国雪耻的强烈愿望，奋起神威，转战南北，在天津和上海，先后同俄、英大力士擂台比武较量，以高强的功夫震慑了西洋大力士，并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令国人扬眉吐气，谱写了一曲凛然正气的燕赵侠义之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功夫争得了荣誉，威名震惊海内外。他武德高尚，武功高超，文武兼备，侠肝义胆，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为亿万同胞所钦佩和敬仰。霍元甲为二十世纪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积弱积贫的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的旗帜，在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他为振奋民族精神，唤起国人沉睡的灵魂，激发国民斗志，推动中国武术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精武精神是中华武术精神的象征，早已渗入中国民族文化基因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精神和文化。精武文化不仅是对拳腿技击技术的精进，更是指一种尚武精神的弘扬，一种自强不息信念的传承，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权、敢于抵御外来挑衅、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和力量，深深铭刻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一百多年来，精武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爱国救亡，强国强种，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精武体育会给后人留下了一笔闪耀着民族人性光辉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
精武文化渊源于天津，产生于上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重要标志是1910年由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以及爱国人士陈其美、农劲荪、陈公哲等在上海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操学校是”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前身，它是我国近代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个民间体育社会团体。它是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强国强种、铸造强毅之国民”，这在国势衰微、国人倍受列强欺侮的清末，尤为切合国人习武强身、振兴国运之思潮。精武体育会
        在抵御列强势力侵略的斗争与辛亥革命中，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发挥了积极影响，产生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精武精神以民为本、贵仁尚义为价值取向，以强国强种、抗敌御辱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根本，以中华武术为重要文化载体，铸就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民族精神。百年精武精神，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体魄，虽经岁月洗礼，但经久不衰，历久弥坚，具有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强大的生命力。霍元甲与其创立的精武体育会所孕育出的精武文化，是对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虽然“大侠霍元甲”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的武学之道与尚武精神，以及为民族图强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二十世纪初，为了强健国人体魄，洗雪“东亚病夫”之辱，许多仁人志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华武术上，将之视为“武术在近代中国不仅仅是洗雪耻辱、振兴中华的良药，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因而被奉为‘国术’之尊，备受推崇。”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上海精武体育会（简称“精武会”）由此应时而发，应运兴起，为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精武文化缘起于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依托于上海精武体育会，在发展中逐步凝结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中具有独特代表性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它以“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为精神内涵，成为一种包容博大的中华武术文化形式。它集中体现了爱国、正义、自强、包容、博爱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精武体育会饱经沧桑，自强不息，顽强发展，如今已经遍布许多国家和地区，培养学员一批又一批，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影响人数众多。
        精武体育会诞生于辛亥革命前夕，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精武精神”发聋振聩，得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表彰和鼓励，成为我国近代最知名的民间武术团体。精武体育会自创立以来，秉承“强身健体，强国保种”的民族任务，履行时代使命与责任，积极开展救亡图存、服务社会、为国争光活动。在辛亥革命、讨袁护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精武体育会均以振兴武术、宣导体育、服务社会为己任，因而深得各个时期政界名人的赞许。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市长陈毅曾向精武会赠送了“劳军模范”的题词。精武体育会的创立与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和民族振兴需求，对武术近现代化发展影响至深至巨。精武体育已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促进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精武文化已经超越地域国界、超越种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成为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的一条感情纽带，成为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为推动世界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精武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一段极为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黑暗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满目疮痍，满清政府政治腐败无能，列强加剧侵华，民众贫困不堪，民族危机加深，民变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黑暗境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赔偿巨额军费等，使中国失去大量土地、主权和财富，从此，列强掀起了抢夺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狂潮。到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不平等条约，外国公使进住天津、北京，增开放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割九龙司一区给英国，赔偿英法两国巨额军费。俄罗斯趁火打劫，从十九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日军强占威海卫与辽东。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方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向日本开放长江流域绝大多数城市通商口岸，增开沙市、杭州、苏州、重庆等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办厂。《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地，使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1900年，西方列强为扩大侵略利益，组建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朝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一次一次的战败，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清王朝日趋末路，在失败与耻辱中走向覆灭的深渊。
         从1843年英国取得第一块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中国共划给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美国等租界有27块之多。天津是中国建立租界最多的城市，租界总面积是天津卫城面积的八九倍，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在天津设立租界。上海的殖民史始于1845年11月29日，根据《南京条约》，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订立《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清末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时局变动中经几度扩张，也并逐渐形成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市政管理机构。租界的产生，使大清国出现了“国中之国”。租界实质上是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桥头堡，它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它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市的成长及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民族矛盾的激化，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革命的风潮。
         两百余年的满清专制统治，使百姓几乎愚化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中国人不光在经济上要忍受掠夺和贫穷，还要在精神上忍受打击与蹂躏。从清军入关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集体丧失，中国人的人格尊严集体沉沦。清朝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灾难，严重戕害了民族文化，也是思想文化荼毒最黑暗的时代。由于清朝愚民专制统治和压迫，使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禁锢与束缚了民众的思想，社会动荡飘摇，将民族精神被严重摧残扼杀几近消亡殆尽，国贫民弱，世风不振，文化迷失。百姓逆来顺受，精神颓废，民族被软掉了脊梁，国人被扭曲了灵魂，没有了血性和尊严，阿Q精神成为民族性格，民众如同行尸走肉。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哀鸿遍地，百姓卖儿鬻女，国民精神萎靡不振，民族自信心严重不足，国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那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的时期，清廷对外卑躬屈膝，卖国求荣，丧权辱国，外国列强“以瓜分中国为能，以侮辱中国为乐”。朝廷里外腐烂堕落，奴才遍地，贪腐横行，这些贪官象蛀虫，年复一年地蚊食着国家的基梁，残酷压榨百姓，吸取民脂民膏，百姓陷入深重灾难与水深火热之中。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普遍流传的一个民谣“百姓怕官，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导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和百姓之间出现严重断裂，这样的总结高度概括了晚清的社会现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这也是清朝封建专制奴化教育的结果。
        十九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掠夺国人财富，严重消弱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力。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当时的社会，平民烟馆比比皆是，简陋的烟榻上总是横满了吸食鸦片的人，国人受鸦片毒害严重，使中国成为了“病夫”之国。清政府成为被西方列强视为可任意鱼肉宰割的无能政府，中国人被列强辱之为“东亚病夫”。这种在精神上的侮辱更深深挫伤了国人的自尊心，使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怀有悲观色彩，失掉了自信力。当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租界林立，武人圈占一省一地武装割据称王，人文衰竭，版图破碎，国已不国，亡国亡种就在眼前。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登了英国人一篇名为《中国实情》的文章，讥讽侮辱歧视中国人，文中言道：“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矣。”此后，“东方病夫”（又称“东亚病夫”）便成为了列强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的称呼。
         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十九世纪末，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都经历着急剧的转折，虽然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20世纪初，随着列强侵华深入与民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民族意识也逐渐觉醒，民族救亡运动此起彼伏，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先后登上政治舞台，推翻帝制，抵御外强，领导并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国同盟会从1906年起至1908年3月间曾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但都没有能够成功。此时资产阶级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从而也使更大的武装革命运动在酝酿之中。在如此激烈的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尚武精神的兴起，这也促成了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到上海与英国大力士及日本武士的比武活动，为精武体操会的创立提供了机遇，从而也催生了精武文化的形成。
        精武文化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中、西方体育文化交融的时代产物。它的本质是以传播武术为核心，倡导竞技体育运动，积极支持“强种强国”的体育主张。基本目标是通过造就“体、智、德”全面发展的国民，完善国人的社会道德和精神，实现民族强盛。精武文化缘起于霍元甲与英国大力士擂台比武及精武体操学校的成立，实现主要标志是精武体育会和精武活动的运作。它的产生及形成与精武体育会主要创立者农劲荪、陈公哲等爱国人士的思想与经济支持相关，是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与众多爱国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共同努力的结果，从而凝聚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优秀文化。霍元甲与精武体育会在那个民主革命爆发、民族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成为振奋民族尚武精武的一面旗帜，激发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为民族救亡运动提供了积极的精神动力。同时在全国也掀起了习武热潮。在精武体育会逐步发展壮大过程中，提出并形成了精武思想、精神和文化体系，即“精武文化”。精武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影响带动了中国民间武术体育团体的产生和发展。
        中华民族在历史危难之时从来就不缺有尊严、有气节、有骨气、有勇敢担当正义的人，在面对清末积贫积弱的中国与列强瓜分使民族所受的奇耻大辱，眼见国家危难日甚，山河破败，众多仁人志士如睡狮般觉醒，纷纷加入寻求救中国的道路。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前赴后继，顽强抗争。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国人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激起国人敢于反抗的精神和斗志，为民族救亡图存运动提供精神源泉和动力。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正是生存在中华民族这样灾难深重的年代，精武精神也就在这样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精武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蓄势待发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此时，民族和国人需要尚武精神的振兴，这也为精武体操学校的创立提供了历史契机，为之后精武体育会的发展壮大、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晚清时期，“九国租界”的天津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两座城市。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外来文化的渗入，这两座沿海城市都加快了近代化进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两座名城。燕赵大侠霍元甲，武功高超，崇尚中华武德，振奋中华武威，与这两座名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霍元甲生平与幽燕称雄
 
        霍元甲(1868年1月18日—1910年9月14日)，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字俊卿，汉族，祖籍河北省东光县安乐屯(属沧州地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这个村落与天津老城相距约10公里，历史上土地贫瘠，曾有句民谣：“有女不嫁老东乡，喝苦水，吃菜糠，卖儿卖女饿死娘”，这里所指过去的“老东乡”，就是如今的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霍元甲1868年1月18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出生在“老东乡”小南河村“以拳鸣于时者七世矣”的霍家，1910年9月14日（清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去世于上海精武体育会，酉年42岁。他一生行侠仗义，嫉恶如仇，惩恶扬善，执仗正义，力挫俄、英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创办精武体操学校，扬我国威，为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与弘扬中国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代幽燕大侠英年早逝，是精武体育会与中国武术的巨大损失。霍元甲是中华民族杰出代表，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维护民族尊严，振奋国人精神，大长国威志气，成为一代爱国武术宗师。
 
（一）修文习武  初露锋芒
        天津西青小南村历史悠久，宋熙宁四年（1071年），在此建立宋代军事组织小南河砦，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出现屯田，之后逐渐成为村落。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霍元甲之六世祖霍利通迁到小南河村定居。小南河霍家是河北东光安乐屯村霍氏的重要一脉，深得东光霍氏崇文尚武之遗风，历代习武，传承不断，尤为祖传绝技迷踪拳出名，及至传之第七世孙霍元甲而闻名天下。东光霍氏，家族兴旺，名人辈出，明清两代先后出过“一进士、九举人”，称“文举世家”。其中霍氏第八代霍千成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科武举人。他们为明清两朝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霍元甲祖上为镖师家庭，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其元祖就是一名镖局镖师，曾配合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抗击倭寇入侵，在山海关一带潜入敌阵，把倭寇打败。戚继光奏报朝廷，封元甲祖为“虎威将军。其先祖把当年杀倭寇使用的一把苗刀，作为镇家之宝，世代相传，历三百余年。霍元甲先祖迁入小南河村后，世代居住于此，繁衍生息，以务农为业。霍元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中有“盐碱地”几十亩，以种地为生，在村里属中等家庭，勉强能够温饱。霍元甲自小是在武术世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深受家传传统武术文化熏陶，有深厚的武德修养和浓烈的尚武之风。父亲霍恩第为东光霍氏第十六辈，天津霍氏第六辈，是“霍氏秘踪拳”的第六代传人。霍恩第迷踪拳练得炉火纯青，以技击名于当时，常出入关东为客商当保镖，因武艺高强从未失过手，在幽燕武林中颇有声望。霍恩第在在四十岁后便退出镖行，离开凶险的武林江湖，回乡务农，闲来教子侄们习文练武。霍恩第生有三子：霍元卿、霍元甲、霍元栋。霍元甲在家兄弟中排行第二，在本族十兄弟中排行老四，年轻时被称为“霍老四”，在津门出名后，被尊称为“霍四爷”。
        据称霍元甲幼年体弱，父亲不让他习武，担心因身体原因学艺不精，日后担不起霍家的声誉，只想让他攻读诗书，拒不授家传迷踪拳武艺于他。但霍元甲自幼就对武功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家传武术迷踪拳执着追求，立志图强。他性格倔强，志存高远，不甘心一生做一个文弱书生，故日日留心，处处参察，偷艺于父传兄弟之机。12岁习武，练功刻苦，苦练于舍外枣林之僻，十余年不辍，功有所成，无知者。后为父知，受责。时有一武师到小南河霍家切磋武艺，霍家武功较好的霍元卿与对方动手，败下阵来。21岁的霍元甲出手，几招之内力克劲敌，令霍恩第及众师兄弟惊讶不已。父见此，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霍元甲痴迷武术，天资聪慧，毅力惊人，深悟拳经，细究拳理，经披星戴月的磨炼，练就一身过硬本领。他悉得家传功夫之妙，功艺长足亢进，拳、刀、枪、棍、棒等功夫精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最擅长霍家刀法。功成后，霍元甲以武会友，虚心学习，融汇各家功夫之精华，把其他门派中的实用招法融进霍家拳之中，不拘一格，逐渐将祖传“秘踪拳”发展为内涵更为丰富、更具有实战技击威力的“迷踪艺”，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自此以后，津门霍元甲便在北派武术界渐渐有了名气。霍元甲这种刻苦学习，奋发图强，追求上进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重要体现。
        霍元甲生活的年代，民族灾难深重，中国人倍受外国列强欺辱，他深知要想不受他人欺负，就得练就一身好功夫，要让自己强大起来。霍元甲习武不仅表现在他有天赋异禀的材质，更重要是他的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积极进取、刻苦精进的精神和意志品质，他能在家传武功基础上，采各家功夫之长，勇于创新发展，具有包容博大的胸怀和非凡气概。
        霍元甲自幼修文习武，具有很高的武德修养，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好打不平，不向恶势力低头，富有浩然正气，拥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和情怀。性格上温文尔雅，平和低调，持重老成。他武艺高强，侠肝义胆，忠信大义，具有担当正义和忧国忧民之心，身怀以武术“强国强民”之志向。年轻时愤世道之不平，锄强扶弱，行侠乡里，口碑栽道，且广为交游，因打倒了当地一帮流氓地痞“恶棍”而声名大振。
        霍元甲27岁以前基本上是在小南河村度过，在家乡务农，修文习武，武艺初露锋芒。青年时习武成名，但为人谦虚，待人恭谨，说话诚恳，衣着俭朴，深受乡里人尊重。为谋生计，他在农闲时常挑柴到天津城里去卖，以贴补家用。此时霍元甲已经娶妻生子，日子过的并不富裕，为多赚几个钱，别人挑柴一般就是一百五六十斤，而霍元甲仗着自己一身力气，就挑着三四百斤，走几十里路到天津卫。光绪二十一年腊月(1895年)，霍元甲挑柴到天津卫，当时天津有一伙从事收“地皮钱”、“过肩钱”的地痞“混混”，他们依仗有背后“大耍”的支持，仗势欺人，欺压百姓，垄断柴市，欺行霸市，横行乡里，尤其对来自乡间的贫困农民，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人们都惹不起，敢怒不敢言。他们见霍元甲卖柴，便进行挑衅，霍即与之评理，地痞恶棍横蛮无理，骂骂咧咧的朝霍元甲扑去，霍忍无可忍，以武力教训，一气之下打倒了十几个，余者抱头鼠窜，这也为被欺压的百姓出了口恶气。从此，霍元甲的名声传到天津卫，人们都为他的好功夫和敢于挑战恶势力的勇气与精神所折服。
        历史上天津卫青皮地痞是有名的，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多是愍不畏死之徒，操纵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籍端肇衅。按津地打斗，谓之打群架，每呼朋引类。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也曾在天津遇到过地痞流氓，并受过泼皮儿的“欺负”。之后，他曾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深刻批判过天津地痞的无赖行径。他说“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恶棍者很专横，比方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途径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旧要两元。”天津青皮地痞无赖恶行可见一般。霍元甲在柴市力战群痞，震慑了青皮地痞的恶劣行径，为穷苦百姓撑了腰，为民除害。自此，天津青皮地痞“混混”在柴市的无赖行径大为所收敛。他们领教了霍元甲武功高强，对他的武功心服口服，遇之都右点头哈腰，或避之远之，不敢再有造次之行。霍元甲柴市力战群痞，他打报不平、惩恶扬善、行侠仗义的名声在天津卫传扬，也引起了一些社会有识之人士的关注，这也为他日后到码头脚行谋生打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东景县虎头庄大侠刘振声慕名来津，求拜于元甲门下。霍元甲打破迷踪拳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封建保守规定，察其正直，遂收为做徒弟，从此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先例。关于真实的霍元甲，也有一些后人传言，据传在二十世纪40年代有多位之前曾跟霍元甲交流切磋武艺的武术界前辈证实，霍元甲身高一米六几不到一米七，并非传说中从小体弱多病，恰恰相反的是霍元甲从小体魄强健，拥有极强的抗击承受能力与爆发力，天赋聪颖，对武术领悟能力极高，是不可多见的武学天才。霍元甲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的传奇故事和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为人谦恭礼让，重承诺，守信用，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具有君子气度与风范。曾在天津多次打败前来挑衅的各路武林高手，却始终谦逊礼让，从不以技欺人，以精湛的功夫和高尚德行，树立了威望，赢得了尊重，在天津武林界有了响当当的名气。
（二）津门谋生 幸结莫逆
        1896年春天，28岁的霍元甲搭父亲的关系到天津卫投奔冯掌柜“东门官脚行”谋生，做船埠装卸工。天津是个码头文化浓厚的城市，在当时社会脚行码头很有影响力。脚行是代理官府管理市场或码头的一个行业，也是底层社会市井文化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社会帮会势力与行帮的势力混迹之中，华洋混杂，黑白二道，三教九流，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勾结、鱼龙混杂的江湖社会。东门面临海河码头，客运商船往来不断，货运数量数倍于当时其他三口“官脚行”，人员混杂，生意繁忙。当时天津卫最有名的“大混混”李金鳌和王金波、袁文会等，被称为“大耍”，而李金鳌又是天津青帮（亦称安清帮）辈分是最高的“大耍巴人”。他们占据法租界、日租界和清政府“三不管”的南市一带地盘，开设赌场、烟馆、妓院等各种地下场所，与官府和租界狼狈为奸。他们手下“混会儿”众多，帮官府收苛捐杂税，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收保护费。他们是官府和租界势力的帮凶和打手，极遭当地百姓痛恨，被称之为“臭狗食”。要想在脚行混下去，没有两下子是绝对不行的，想要闯出一番名头，都是要靠实力和拳头功夫直接对抗说话。霍元甲虽然从其父亲身上学得很多功夫，但他刚刚开始还是凭着一身大力气而出名。在脚行他每次担柴或扛包都好几百斤，并且脚步平稳，气息如常，脚行同事没有不服的。在脚行谋生期间，霍元甲经常受天津卫那些“大耍”手下的“混混”们欺负，还要定期给他们“地皮钱”和“过肩钱”。经过多次与收保护费的那伙地痞“混混”的打斗、较量比试后，以高强的功夫震慑了“混混”的勒索和闹事，这也使他所在的脚行，在码头站稳了脚跟。霍元甲敢于锄强扶弱，靠着一身功夫和力气堂堂正正闯出一块立足之地，也逐渐使他在天津卫脚行码头闯出了名头。脚行掌柜看到霍元甲武艺高强，且为人正直敦厚，行事仗义，有能力，有正气，有担当，便将脚行生意托付于他代为打理，升为“管事”。霍元甲接管脚行后勤奋打理，但却未能让脚行风生水起，这都与他刚正不阿、不屑阿谀奉承的性格有关。当年的脚行想要生存，很多方面都是依靠着各种保护费、杂税等不正当收入，而霍元甲慢慢停止了脚行这些方面的收入。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实惠了商户和贫苦百姓，却遭到了同行人的妒忌和不满，但同行人又打不过他，就使用各种手段排挤和坑害他，一度使他陷于官非。最终霍元甲险些让脚行难以为继，更因无法凑齐向官府缴纳的税银遭到官府扣押，后被家里人凑钱将他赎出。
        霍元甲在东门脚行做“管事”的经历，使他在社会上得到了历练，精神上得到了磨炼，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迷踪艺”实战经验，增强了自己功夫的实力。霍元甲经过自己的打拼，在天津卫闯出了一片天地，确立了在天津卫“码头”和武林江湖中的地位。另据传，霍元甲虽武艺高强，但患有肺病，以至面色蜡黄，然因他天生板肋，力气比普通人大得惊人，故有“黄面虎”之称。在脚行期间，霍元甲不断结识了很多江湖朋友和能人异士，这也为他后来开启自己的非凡人生奠定了基础。霍元甲结束脚行生计后，有机缘到天津卫北门外竹竿巷里的“怀庆药栈”当帮工，继续做他的搬运工。竹竿巷邻近南运河，与码头仅一道之隔，“怀庆药栈”就坐落于此。药栈专门经营中草药生意，都是从山区或南方用船运来，然后转手批发给各中药铺。成捆的药材装卸搬运，都是力气活儿。在“怀庆药栈”当帮工期间，霍元甲勤劳能干，继续发挥自己力气大的长处，一次能挑起千斤的药材而并未使出全力，动不动就力扛几百斤的货物。一次有来自北京源顺镖局的人，故意用两块巨石挡住药店井口，想试试霍元甲功夫。很多人都无法移动，霍元甲出马，轻松不喘气的就移开了巨石，赢得了众人的喝彩，人们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绰号“霍大力士”。霍元甲到有留学日本经历的农劲荪在天津城北门外经营的药材字号“怀庆药栈”当帮工，使他的人生得到转机，得到了大掌柜农劲荪的赏识，不久后升任为代理掌柜。霍元甲的品行和武艺让农劲荪大为称赞，两人意气相投，日久天长，慢慢成了挚友，结为莫逆之交。
         农劲荪（1862—1953，根据雕像生卒年）本不姓农，姓许名农，字劲荪，祖籍河北（但他一直说祖籍是安徽宣城），出生在清代官僚家庭，其父在湖北做官。他生得剑眉插鬓，两目神光如电，隆准高颧，熊腰猿臂，文武全才，颇有见识，善交武林豪杰。农劲荪早就注意到霍元甲，后来邀请霍元甲到怀庆药栈帮工。农劲荪曾师从太平天国志士学文习武，受师言传身教，蒙生爱国救民思想。农劲荪在日本留学期间，追随孙中山开展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运动，加入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组织同盟会。他知识渊博，具有革命进步思想，在父亲资助下在天津开药栈，以做药材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走南闯北，以赴各地采购药材为名，广结来自各地的爱国人士和武林侠士与帮会，以为推翻满清统治作准备。在北方与农劲荪有深厚感情的有霍元甲和东北的马干臣等。霍元甲在“怀庆药栈”与农劲荪朝夕相处的十余年时间里，使他得以接触到当时的中国进步思想，逐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激发了爱国热情。侃他从思想和精神上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促成了从传承武德到武术救国的转变，这为日后创办精武体操学校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农劲荪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改变了过去朴素的练武强身谋生的想法，坚定了武术救国的信念和思想。    
        霍元甲与幽燕地区武林江湖有着密切联系，同武行朋友交流武艺，吸收各派精华，功夫日深。他与京师武林名侠、北京顺源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本名王正谊，字子斌，祖籍河北沧州）、江湖人称“关东大侠”等武林人士有很深的交往与友情，这也从一侧面反映出霍元甲在当时京津地区武林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谭嗣同变法遇难，“大刀王五”因受戊戌变法牵连而避难津门，与霍元甲一见如故。“大刀王五”比霍元甲年长二十多岁，但年龄的差距并未妨碍二人成为生死至交。英雄相惜，肝胆相照，棋逢对手，志同道合，相传霍元甲也曾向王五学过武艺。“大刀王五”与霍元甲都是京津地区的武林高手，无论是武功还是品德，在社会上都享有很高声誉，他们之间多有交往，霍元甲也曾去过北京源顺镖局。
        关于霍元甲传记最早的报道，出自1916年同盟会成员萧汝霖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中刊载的《大力士霍元甲传》。篇中曰：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静海人也。父恩第，以技击有名于当时，生元甲兄弟四人，元甲行居四。少善病，年十二，与里中八九岁儿角力，辄负。恩第恚日：“令此儿知技，丧霍氏名矣。”宅有习技室，元甲独见屏不得入，则穴壁窥之，夜如宅畔枣树园中潜习，十余年不辍，无知者。诸少年藐之，与角，皆败去，乃稍稍多元甲力居无何，元甲之天津，赁怀庆会馆为药栈。天津治技击者，妨霍氏名，又易元甲，欲辱之，群至，尽负。景州虎头庄赵氏之徒闻之，阳为力人，就元甲佣，日夜诇之，无所获。一日，三人共肩一巨捆牛膝，重可七百斤，呻而行。元甲蹙额曰：“孱哉孺子。”三人置之地而目焉。元甲以木承其二，引置栈中。力人夜移筑衢二巨石塞门，元甲晨起，蹴而远之。乃共服元甲能。《大力士霍元甲传》是居今为止能够查到的第一次比较全面报道霍元甲的资料，这是后来众多报刊、书籍及影视作品演绎霍元甲故事的雏形。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曾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历任刑侦科长、刑警大队教导员、队长与政法委领导等。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当代武术名家，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